本文是对研究人员拉斯穆斯·杰德瑟·贝特尔林(Rasmus Gjedssø Bertelsen)和玛丽亚·科布泽娃(Mariia Kobzeva)进行的采访。采访人:马里奥·贾格诺里奥(Mario Giagnorio)。

马里奥•贾格诺里奥:贝特尔森教授,科布泽娃博士,感谢两位抽出时间接受采访。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科学外交。科学外交是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特别是对非北极国家来说?

贝特尔森教授:科学外交是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进行的科学活动。它是在外交中应用科学,在外交谈判中应用科学建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次,还有“外交促进科学”,可以理解为“外交如何促进科学”——北极理事会关于科学合作的协议就是如此。最后,当科学合作被用来改善国际关系时,就有了“科学促进外交”。例如,当挪威和中国因中国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而发生外交危机时,中国与挪威谈论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就是北极研究。如今,俄罗斯西部关系备受关注,但北极合作进展相当顺利。

科布泽娃博士:在这方面,中国在北极的首次活动是“科学促进外交”的一个好例子,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新领域,而中国对北极的了解还不够。科学合作是全面了解该地区的第一步。此外,它使中国得以参与北极地区的合作和联网。

从中国和俄罗斯来看,科学在两国合作中的作用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北极的政治利益还是科学承诺?

贝特尔森教授:正如科布泽娃博士所说,中国参与北极地区事务的背景是权力交接,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恐惧和不信任。科学合作为中国以威胁较少的方式介入北极铺平了道路。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对北极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中国在北极的利益。说到中俄关系,主要是能源项目和投资,涉及的是一大笔钱。科学,在这种情况下是技术,被加入到这些能源投资中。

科布泽娃博士:的确,能源和经济关系是中俄合作的重要原因。中国支持能源项目和航运等,而且对俄罗斯在北极开发方面的经验感兴趣。中国企业参与了俄罗斯北极地区大型项目的实施,如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其中包括法国道达尔公司等其他欧洲合作伙伴。

如两位所说,除了科学,还有贸易和能源问题。贝特尔森教授,您和加卢奇(Gallucci)教授在2016年的文章《中国、冷战后的俄罗斯和北极的回归:陆海变化》中提到了“乌克兰危机影响下的中俄天然气协议”。它们是什么,为什么与乌克兰的局势有关?

贝特尔森教授:我认为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苏联向西欧出口天然气,就像俄罗斯一样。虽然原油运输和贸易确实很容易,但天然气运输要复杂得多。可以用管道系统来输送,它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液化天然气来实现运输,它是一个要求和成本都很高的过程。只要能被带到市场上,这些资源就有价值。西西伯利亚是最重要的油气田之一,在那里,石油可以通过油轮运输到欧洲,而天然气则通过管道运输。亚马尔的天然气以前不能运输,但由于技术和北极变暖,现在可以。此外,俄罗斯远东地区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销往亚洲市场。克里米亚危机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金融和技术制裁,影响了北极地区的发展,切断了西方资本。俄罗斯不得不寻求中国的资助。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俄罗斯政府必须转变为东方的能源供应国,以此向西方表明它有其他选择。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俄罗斯与中国签署的协议显然对俄罗斯不利。

科布泽娃博士:我认为,这些协议对中俄双方都有利,不仅有利于亚马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还有利于俄罗斯发展与其他伙伴的国际合作。

贝特尔森教授:此外,制裁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俄罗斯公司将无法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但这将促进俄罗斯和中国的技术发展;从长期来看,两国将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

两位能详细地谈谈“冰上丝绸之路”吗?

科布泽娃博士: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联系,旨在发展、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这是中国正在努力实施的一项巨大工程,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方式。它连接欧洲,涉及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所有国家。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北极的利益和目标一直没有明确的表述,而现在,中国在该地区,特别是在航运方面,已经取得了经验和成功。必须指出的是,“冰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中俄两国的项目,它是中国提出的符合北极发展愿景的倡议。俄罗斯也表示,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开发符合“冰上丝绸之路”的理念,即建设基础设施,并支持北极地区的开发。这对当前和未来与俄罗斯资源的联系以及与偏远地区的连接都很重要。它可能有助于中俄在该地区的合作,但它是源于中国的战略。关于中国这一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有一些争论——它们是否会重叠,或者是否有一方会占上风。它们是不同的,对于两国来说,在执行项目的同时学会如何合作非常重要。

贝特尔森教授:我想说,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是不同的,因为据我所知,“丝绸之路”是物质基础设施,而欧亚经济联盟是关税同盟。

科布泽娃博士:的确如此。欧亚经济联盟意欲建立一个经济区,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则旨在加强欧亚国家与中国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开发新的基础设施。

中国在北极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然而,尽管欧盟成员国之间关于海豹产品禁令和北极国家存在的争议已经得到解决,但欧盟成为观察员的请求仍然悬而未决。为什么这件事对中国来说容易些?

贝特尔森教授:你提到了海豹产品问题,这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可能不明白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组织在北极地区有多么不受信任。在冰岛、格陵兰岛、加拿大、法罗群岛这样的社会里,他们对这些组织非常轻蔑,几乎无法想象这些组织如何重新获得信任。在非常弱小的社会,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还有一些威胁到社会核心利益的外部势力。这种逻辑在比利时和荷兰的政治中蔓延开来。在这两个国家,公开反对猎杀海豹或鲸鱼具有完全机会主义的国内政治意义,因为它在比利时或荷兰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你获得的是不需成本的人气。尽管有“因纽特人的例外”,但欧盟从未清理过这种机会主义,并重新赢得了当地的信任。此外,基于欧盟的制裁,我不认为俄罗斯会接受欧盟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

科布泽娃博士:另外,我想说,把欧盟和中国作比较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把中国和那些成为观察员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

贝特尔森教授:欧盟和中国可以在可信度上进行比较。例如,在鲸鱼和海豹捕猎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在格陵兰岛享有更高的信誉。

这是文化差异吗?是中国实用主义与欧盟在政策制定中的价值观之间的对比吗?

贝特尔森教授:我认为,尽管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但这并不是一种文化差异。这是一个信誉问题。考虑到中国国内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很难想象中国的政治家会把海豹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欧洲猎杀海豹或鲸鱼的态度反映了国内的政治机会主义,而不是价值观,因为海豹或鲸鱼在北极被猎杀之前的生活比欧洲农场里那些动物的生活要好得多。此外,在我看来,2013年中国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反映了权力的转变。理事会应该冒着中国建立自己的“北极俱乐部”的风险,继续将中国拒之门外?还是制定明确的规则,让中国加入?

 

拉斯穆斯•杰德瑟•贝特尔林是挪威特罗姆瑟大学北方研究教授和首位巴伦支政治主席。他领导了一系列工作在H2020 InsSciDE项目中开发欧洲科学外交理论和战略。他的研究方向是知识、人才和资源在美国、欧洲、中东、东亚和北极之间的跨国流动。

玛丽亚•科布泽娃是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全球北极研究博士后研究员,具备政治学博士学位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科布泽娃博士深入研究中俄北极关系,在英俄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了10篇相关学术文章。

马里奥•贾格诺里奥New Eastern Europe的编辑实习生,在帕多瓦大学(意大利)和克拉科夫的贾吉略大学获得了欧洲研究双学位。


翻译:李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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